菲律宾“斜杠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开启教育部长之路

2022年6月30日,菲律宾新一届政府正式接过政权,核心圈层领导班子的任命和未来政策走向备受关注。菲律宾第16任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之女莎拉·杜特尔特(Sara Duterte)已宣誓就任副总统兼教育部长。“斜杠青年”用于形容拥有多个身份标签的优秀青年。头顶总统之女光环的莎拉·杜特尔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拥有副总统、教育部长、市长、律师等多个身份。身兼要职的莎拉·杜特尔特今后在仕途上是会别开生面,还是会因为分身乏术而在副总统与教育部长之间保大弃小呢?

尽管父亲罗德里戈的影响力让莎拉时常处在菲律宾舆论报道的中心,但有关这位新任教育部长的信息却十分稀缺,有必要对她的人生经历、教育背景和发展教育的观念来一场“考古”。莎拉生于1978年,曾在圣佩德罗学院(San Pedro College)学习医学,后在圣塞巴斯蒂安学院雷科莱托斯分校(San Sebastian College–Recoletos)学习法学。她在2005年完成法学教育并通过律师考试,2007年便开始担任菲律宾达沃市(Davao City)的副市长,随后两度担任市长至今。达沃市是菲律宾棉兰老岛的门户,是人口仅次于奎松城和马尼拉的菲律宾第三大城市。在由文莱、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构成的东盟东部增长区内,达沃市还是一个重要的支点。

莎拉在担任市长期间还有诸多政绩。第一,她在2018年发起成立了一个新地区性政党:Hugpong ng Pagbabago(意为“变革联盟”)。这一政党在2022年为莎拉竞选副总统贡献了力量。第二,发起系统性改革计划,旨在将达沃市打造为一个能吸引更多游客和投资的城市。莎拉通过“Byaheng DO30”计划,重点推进达沃市在和平与秩序、基础设施发展、交通规划与管理、减贫和教育等十大战略领域的改革和发展。相关报道显示,莎拉领衔的达沃市政府进行了完善学校基础设施、配备更多教材与电子设备、提供奖学金、保障新冠疫情期间的学校运行等方面的改革。[1]

主政达沃市政府期间,莎拉还十分关注贫困群体和儿童受教育权等方面的改革。例如,她带领市政府通过教育福利系统(Educational Benefit System Unit)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在2018—2019学年提供了1,595个市政府奖学金名额。[2]此外达沃市还借助国际教育援助提升教育基础设施水平。2018年,中国政府曾援助该市建设了13所学校。为解决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儿童虐待和剥削问题,莎拉带领市政府展开系统调查,成立满足儿童特定需求的庇护所。

菲律宾其实早有副总统兼任教育部长的“两肩挑”传统。在殖民地时期,时任副总统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Sergio Osmeña)曾在1935—1940、1941—1944年两度出任公共教育部长(Secretary of Public Instruction)。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身上也有众多标签。第一,他是1907年成立的民族党(Nacionalista Party)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这一政党是菲律宾历史最长的政党,同时也是东南亚历史最悠久的政党之一。[3]该政党多次成为执政党,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引领了菲律宾的发展。第二,他是第一位担任菲律宾总统的维萨亚人(Visayan)。维萨亚人指的是菲律宾维萨亚群岛(Visayan Islands)的原住民。

无论是在政治生涯的早期,还是在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对该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诸多探索。他曾在1900年创办宿务(Cebu)第一份日报:El nuevo día(意为“新的一天”)。尽管这份报纸在1902年便停办了,但创办和发行这份报纸却是当时菲律宾本土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一次关键尝试,也是面向菲律宾民众普及新知识的一次重要探索。[4]在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他通过派遣代表参与国际教育会议、提高菲律宾小学入学率等策略推动菲律宾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因为在菲律宾独立和现代化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被誉为1896—1898年“菲律宾革命”(Philippine Revolution)后该国民族主义的建筑师。[5]

前有开国元勋的重要示范,后见莎拉这样近一个世纪后的效仿。新任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Jr.)也宣布将亲自出任农业部长,以解决该国农业发展的困境,推动农业发展走向更高台阶。

教育部长莎拉面临的菲律宾教育发展困境或许并不能和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相比,但是形势同样十分严峻。菲律宾教育的竞争力本就相对较弱,新冠疫情的连环冲击更是令其雪上加霜。根据2018年PISA测试的结果,菲律宾无论是和邻近的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等东南亚国家相比,还是和中国、经合组织成员国相比,都存在明显差距(表1)。如果再看几个主要的大学排名(表2),菲律宾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都需要快速大量补血(毕竟目前勉强拿得出手的只有菲律宾大学)。

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冠疫情对菲律宾教育发展的冲击只多不少。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1年发布的报告,2020—2021年,菲律宾是疫情爆发以来世界上完全终止线下学习的五个国家之一,该国超过2700万学生的学习受到影响。[6]莎拉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应对新冠疫情造成的系统性冲击,恢复菲律宾教育系统的发展。

然而,与教育发展上各种“扩大规模、提质增效”的目标相比,莎拉面临的一个更大挑战或许是教育“慢发展”与政治“快见效”的矛盾。尽管莎拉的仕途从不缺少政治资本,但从菲律宾人口第三大城市的市长升任副总统兼教育部长,她面临的治国理政挑战已然不在同一个级别。老杜特尔特政府的教育部长莱昂诺尔·布里奥内斯(Leonor Briones)曾说,教育部是菲律宾最大的官僚机构。2017年,菲律宾教育部管理着教育系统的76万余个正式岗位(包括约1,300个管理岗位、25,000个行政支持岗位、61,000个技术岗位和67万个教学岗位),其中已经有93%的“坑”被占满了。[7]面对规模如此庞大的教育系统,莎拉既要“小火慢炖”地推动菲律宾教育的复苏与发展,又要“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才能取得稳住选民的政绩。

斜杠副总统“两肩挑”的管理模式或许有助于菲律宾政府降低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沟通成本,更为灵活地调配资源。菲律宾政府仍处在权力交接的过渡发展阶段,相关研究对新一届政府的观察也将随之进入新起点。菲律宾是我国重要的周边合作伙伴,其人口规模为中菲两国开展高质量的国际教育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双方发展需求的驱动下,两国未来的教育合作将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多点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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